河内的行程紧凑，白天我们骑自行车穿过稻田，晚上挤在夜市吃烤鱼。
我渐渐习惯了和年轻人打交道，他们的活力让我觉得自己没那么老。
林然教我用手机抢特价机票，艾米拉着我买了一条丝绸旗袍，卡洛斯则非要给我拍艺术照，说我的眼神“有故事”。
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旗袍的自己，头发扎成松散的低髻，脸上少了往日的疲惫，竟有几分陌生。
可自由的代价很快显现。
第三天晚上，我接到中介的电话。
房子已经卖出，但买家发现房产证上的名字只有我，贺鸿却声称房子有他的份，扬言要起诉。
我愣住，心底涌起一阵寒意。
贺鸿从没为这个家出过一分钱，房子是我一分一毫攒下的，他凭什么？
我深吸一口气，回拨了中介的电话：“告诉他，房产证上没他的名字，他没资格起诉。
如果他敢闹，我有的是证据证明这房子是我的。”
挂断电话，我的手还在抖。
三十年的婚姻，我从没想过会走到这一步。
那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
脑海里闪过贺鸿年轻时的模样，他穿着白衬衫，吹着萨克斯，眼神明亮地说：“晓蕾，你是我的家。”
可这些年，他把我当成了免费的保姆，所有的温柔都给了韩玉萱。
我想起韩玉萱每次来家里，贺鸿忙前忙后地端茶倒水，笑得像个毛头小子；想起她穿着高跟鞋，踩着我的自尊，笑着说：“姐，你得多学学保养，不然姐夫该嫌弃了。”
我攥紧拳头，指甲掐进掌心。
够了，我不会再忍。
